第二十九章：理想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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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焦昆偷越国境遭遇相似的是，我的另一位朋友曾焰也在同一年被关进另一座腊戌拘押所，忍受了半年非人的折磨。她是与另一位女知青天真地到金三角走亲戚，结果被缅甸警察抓起来，从此改变了命运。她的未婚夫杨林听说未婚妻失踪，毅然深入金三角寻找，其间几度生生死死，发生无数曲折的故事。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对流浪知青终于完成漫长的爱情马拉松赛跑，三年之后，他们殊途同归，在一个名叫做美斯乐的山区学校结合并当上中国孩子的汉语先生。
　　曾焰说，她和丈夫杨林在美斯乐兴华学校教了整整七年书，她教国文，杨林教数学和物理。那时候，兴华学校的老师几乎都是大陆知青，他们在这里度过人生中一段年轻和值得回忆的美好时光。1980年，杨林决定离开妻子和家庭，独自到数十公里外的满星叠大同学校去教书。我问曾焰：“杨林为什么要到满星叠去教书？难道他不知道那里形势更复杂，更危险？”
　　曾焰默然一会儿，我看得出她的表情有些沉重。她说：“当时美斯乐有许多关于我的谣言，人怕出名猪怕壮，你一旦出了名，谣言就如影随形紧跟着你。中国人在哪里都一样，擅长搬弄是非制造谣言，惟恐别人比你过得好。杨林是为谣言所伤才决定去满星叠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杨林也是被谣言杀死的。”
　　我承认我在美斯乐采访时，确实听到一些对曾焰名声不利的说法。许多人至今仍然津津乐道地向我重复当年的绯闻流言，描述那些似是而非的桃色故事，好像那些事情都是昨天才发生一样。我怀疑地质问他们，难道曾焰给美斯乐留下的仅仅就是这些回忆么？他们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曾焰靠我们美斯乐出名，她凭哪样该在台湾享福？
　　焦昆解释说：“美斯乐跟世界上所有唐人街一样，窝里斗是一种特色，如果大家都平庸就相安无事，如果谁不同一般就会遭到攻击非议，所谓‘出头椽子先烂’就是这个道理。”
　　在我认识杨林时他已经变成了照片。杨林下乡前为云南大学的家属子弟，父母均在云大执教，恰好我在云大读书任教达十多年，因此当我前往母校采访时，不乏认识和熟悉杨林的人向我讲述往事。在我的印象中，杨林是个聪明、开朗、热情和脾气倔强的男知青，深爱自己的妻子和家庭，对学生有责任感，属于那种广受学生爱戴的先生。被学生爱戴的前提是你必须加倍爱戴学生。杨林有一条腿瘸，那是小时候患小儿麻痹留下的残疾，当时按照政策可以照顾留城，但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下了乡。曾焰深情地回忆说，杨林是为他们的爱情下乡的。几个月后，他又拖着一条瘸腿跨过国境寻找失踪的未婚妻，在往后的金三角岁月中历经漂泊艰辛。我为他们的经历感动。我私下认为他们是一对爱情鸟，他们为爱情活着或者死亡。
　　然而，妻子曾焰开始出名了。
　　曾焰说，她从七十年代初开始悄悄写作，1976年在台湾《联合报》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七彩玉》，此后又有以知青漂泊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风雨尘沙》等陆续问世。她的作品视角独特，基本上以金三角和大陆知青为题材，在台湾和东南亚华人中产生广泛影响。
　　我问她：“当时你还是个流浪知青，居无定所，也没有受过很好的文化教育。你那么年轻，怎么就想到写小说？动力是什么?想当作家，想出名吗？”
　　她回答：“也许这就是命运吧。越是漂泊，越是孤独，越是思乡，就越有一种倾诉的冲动。比如写信，一写就没个完，跟人聊天，越聊心中被触发的东西越多，就越想写作。渐渐这种冲动和愿望就在心里扎下根，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当时我们刚刚在美斯乐安定下来，住一间简陋的草棚，没有家具，只有一张床，一张竹饭桌。杨林在饭桌上批改学生作业，我就伏在床沿上写小说。如果说动力，恐怕就是这种倾诉的冲动和愿望，如果想出名，想当作家，名利双收，当时在金三角那样地方简直是天方夜谭。”
　　我说：“你第一部小说写了几年？”
　　曾焰答：“前后写写改改，大概五年多时间吧。我把它寄给台湾《联合报》，没想到顺利地发表了，准确说是连载，一下子在东南亚华人中引起很大反响。我没有想到一个作家居然就这样诞生了，是在草棚里写作的作家。”
　　我说：“你得了多少稿费？”
　　曾焰偏着头算了算，回答说：“扣除税后大约有六万泰铢（币）吧，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我们教师的月工资才四百铢，所以在当地引起轰动，引起后来一些人嫉恨，恐怕经济收入是个重要原因。”
　　我说：“你们怎么使用这笔钱？”
　　曾焰对往事很伤感。她摇摇头说：“你知道，杨林虽然腿有残疾，但他是个生命力旺盛和有冒险精神的人，我们用这笔稿费买了一辆越野吉普车，正宗美国货，虽然当时美斯乐的土路难行，杨林还是把车开来开去，其乐无穷。后来他把别人的一辆新车撞坏了，就卖了自己的车赔别人。”
　　我突然明白为什么曾焰成为众矢之的。女人，作家，巨款，汽车，这一切炫目的名利在一个贫困和荒凉的山区，在一个以军人为中心的男权社会，以及没有文化但是并不缺少欲望的汉人难民部落都是不可原谅，或者说不可饶恕的罪过。换种说法，女人出名必将成为是非和流言的靶子，这就是本世纪阮玲玉们的悲剧在中国层出不穷的原因所在。
　　我对曾焰的评价是，聪慧，文静，执著和有悟性。她在那样艰苦原始的地方伏床写作，一盏小油灯，孤军奋战，谁关心过她的艰辛求索？谁看到她夜以继日年复一年为写作付出的心血劳动？谁曾想到她在写作之余仍要做教师和母亲？如果她不成功，我想人们一定会宽容她，赞美她，他们会说，看她多可怜啊，付出那么大的努力，还是摔得头破血流。所以她是一个好女人。宽容和同情弱者是我们人类的共同美德，也是我们中国人最优秀的民族性中的一部分。问题是曾焰不幸成功了，在外面出了名，有了巨款和汽车，所以她受到种种愤怒的中伤都是必然的，或者说必要的，不然你怎么让别人心理平衡呢？这时候有没有桃色绯闻男女私情都变得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决不肯饶恕她，谁叫曾焰不肯与大家一样共享平庸呢？
　　所以我只好悲哀地重复，女人啊，你的名字是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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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焰在另一座金三角小镇回海住了半年，她在这里独居和写作，因为这时候已经有不少华人报刊向她约稿。二十多年后的1998年我在回海呆过几小时，拍下一些风景照片，回海地处龙帕山脉谷地，热不可挡，距离缅甸大其力只有一小时车路。我被朋友告知，从前这里是坤沙的势力范围，张家军在这里与泰国军警打过仗。
　　曾焰在回海完成了自传体长篇小说《风雨尘沙》，然后来到满星叠与丈夫杨林会合。我认为曾焰是个典型的东方女性，温柔体贴，热爱丈夫和孩子，她将自己有限的生命分成两份，一份给了丈夫和家庭，另一份则贡献给了文学。这样的女性，我们即使不用“完美”这个赞美(奇书网-Www.Qisuu.Com)词，至少也应该称之为“优秀”。如果说丈夫孩子是曾焰灵魂的栖息地，是那个给她亲情温暖的遮风蔽雨的家，那么写作或者说文学事业就是她生命中的太阳，将她流离失所和漂泊孤苦的生活照亮。对一个人，尤其一个心中燃烧着浪漫精神的女知青来说，这种照耀使她对今后哪怕荆棘之路苦难生活也充满真情，充满诚挚的希望和热爱。
　　满星叠大同中学是一所华文学校，当时有数十位汉人先生执教，其中多为来自大陆的男女知青。知青在金三角不称“知青”，称“下放学生”或者“小汉人”。他们与国民党残军不同，虽然流落到异国他乡，有人贩毒，有人沉沦，有人随波逐流，但是他们毕竟是有文化的城市青年，受过现代教育，是文明社会的火种，所以一旦撒落到蛮荒不毛之地，他们大都顺其自然地肩负起播种文明和教育兴邦的责任。也许这是生活的必然，没有选择，但是没有选择本身就是一种选择。我在采访中得知，分布在金三角广大地区数以百计的华文学校，无一例外都有大陆知青任教，并且有的学校至今仍以知青先生为主。
　　比如曼塘村小，五名先生中有三名来自中国大陆，我认识其中一位章姓老知青，五十一岁，一副白发苍苍的衰老模样。通过交谈得知，他已经在金三角各地任教近三十年。仅以每年一班，每班二十人计，他教过的学生至少在六百人以上。我望着他两鬓白发，心中涌出无限敬意。我想，从文化传承的角度，他是不是也该算得上逐日的夸父，播火的普罗米修斯？
　　自从1950年国民党残军入侵金三角，大批随着政治动荡以及各种社会原因涌入金三角的中国难民达数十万（一说百万）人之多。这个人数众多的汉人部落成为影响金三角历史的重要社会力量。据说一时间说汉语习中文成为一种时尚，有如改革开放后国人学习外语。各种华文学校应运而生，这些华文学校不仅只对华人学生，也对所有的当地的孩子开放。
　　通过对许多人采访，我知道满星叠华文学校很正规，与山外的清莱、清迈学校相比也毫不逊色，由于办学条件好，报酬较高，吸引了许多金三角的知青到此执教，焦昆、杨飞、杨林、曾焰以及那位章姓知青都曾是这所学校的先生。据说坤沙时常要来学校视察，当然也不算什么正规视察，无非走走看看，见谁同谁说话。他喜欢串门，同大陆知青聊天，有时碰上学校或者别人家里开饭，也不拘小节同师生一起吃饭。坤沙体格高大壮硕，头尤其长得大，这种奇特相貌很使身体瘦小的当地山民敬畏，他们尊称他为“昭坤沙”。前面说过，“昭”就是神明或者帝王的意思。坤沙完全保持汉人习惯，衬衣长裤，手上喜欢拎一根藤手杖。这个世界闻名的大毒枭并不仅仅只对贩毒感兴趣，据说他的知识面相当宽，常常爱同知青讨论有关中国历史、哲学和政治问题，有次谈到秦始皇，大家观点不同，竟争得面红耳赤。
　　张苏泉则永远保持职业军人的枯燥本色。他生性严肃，做事认真，据说从来没有人见过他穿除军装以外别的衣服，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多么刻板和机械的军人！但是别人同时告诉我，张苏泉决不仅仅是一介武夫，他喜欢读书，喜欢音乐、戏剧，他家里有台老式针头唱机被视若珍宝，到处收集木纹唱片，有时人们听见这位河南籍的总参谋长嘴里哼哼叽叽的，原来他在哼着家乡河南豫剧，居然有腔有调像个发烧友。他除了钻研军事，也常来与知青讨论各种理论和社会问题。曾焰说，张苏泉比坤沙更爱到学校串门，有时独自摸到学校来，也不带卫兵，钻进知青寝室聊大天，一聊就是大半夜。
　　初到满星叠，曾焰觉得一切都很新鲜，因为是坤沙总部，这里不许吸毒，不准种植鸦片，更不许贩毒制毒，俨然一个清明世界。我向曾焰提出一个曾经问过许多人的问题：既然是贩毒集团，就应该不择手段追逐高额利润，那么他们的生活是否荒淫奢侈，挥金如土，贪污腐化和穷奢极欲呢？
　　曾焰证实说：“那是外人的一种主观臆测吧。坤沙张苏泉都没有盖什么宫殿豪宅，也没有三妻四妾仆役成群，他们都住在跟大家一样的铁皮棚屋里。”
　　我认为曾焰所说都是事实。我在满星叠采访时，那些旧址已经毁于战火，但是许多当地人都向我不厌其烦地描述他们所看到的大毒枭接近俭朴的生活习惯。
　　我同金三角诗人焦昆讨论这个问题。我说：“如果贩毒者不为钱，不图享受，那么他们是为什么呢？”
　　焦昆谨慎回答：“也许按照他们所说，是为政治理想而战吧。他们的政治理想就是建立一个独立的掸邦共和国。”
　　我说：“可是这个在他们看来也许是至高无上的理想主义，恰恰是以牺牲大多数人，包括牺牲世界和掸邦人民在内的长远和根本利益为代价的。崇高的理想张开恶魔的翅膀，这不是一件咄咄怪事吗？”
　　焦昆想了想说：“据我所知，当今世界反毒禁毒投资最大、花费最多的西方发达国家，不正是一百年前那些靠贩毒起家的最大的毒贩毒枭国家吗？是不是可以反过来说，是恶魔长出天使的翅膀来？”
　　我语塞，然后佩服，认为经典之至，简直称得上至理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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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满星叠发生了一件值得一提的小事。
　　坤沙出于对知识人才的敬重，宣布为杨林曾焰夫妇在满星叠水塘边盖一幢房子，当然也不是什么小洋楼别墅，而是普通平房，铁皮顶，竹篱墙，只有两间正房，也没有什么奢侈和特别的地方，只不过经坤沙宣布修建，就属于公费，显得比较特殊，相当于一种破格待遇。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在当今世界已经成为共识，金三角从来没有出过作家，尤其是女作家，所以以我们现在的观点看，坤沙的破格待遇是一种顺应潮流和有战略眼光的表现。
　　问题出在曾焰是个女人，而且是个女知青（不是军人）这一点上。盖房事件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坤沙的决定立刻招致许多人不满，那些在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的军官质问道：“曾焰仅仅是个下放学生，还是个女人，什么功劳也没有，总司令凭什么为她盖房子？”
　　可以这样认为，没有军官就没有满星叠，而没有曾焰满星叠照样存在，所以坤沙为曾焰夫妇盖房子的决定是没有理由和站不住脚的。人们怀疑：曾焰是个年轻女人，坤沙这样做是不是有什么另外的企图？
　　当然后来这幢房子到底没有盖成。坤沙太太勇敢地出面反对。坤沙太太是个佤族女人，不习惯讲道理，她一生只管坤沙两件事，替他生孩子和不许找另外的女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大毒枭坤沙也具有男人惧内的光荣传统。据说坤沙太太与坤沙大闹，并且当场抓破丈夫的脸皮，坤沙只好表示收回决定，从此不再提盖房子的事情。
　　我头次听说这件事，简直惊讶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我想坤沙是世界赫赫有名的大毒枭，他决定为谁建一幢普通住房还不是小事一桩吗？但是我很快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坤沙之为坤沙，他是环境造就的，坤沙离开那个使他成为坤沙的社会环境，他还会成为赫赫有名的坤沙么？
　　大同中学的学生，部分为满星叠汉人的子女，多数则是坤沙“岩运部队”的孩子。岩运部队就是杨飞所说的童子军或者少年预备役部队。据说坤沙完全是受中国红卫兵运动启发，然后下令在金三角招募各族（不限于汉人）男孩，让他们从小接受军事训练，过有组织的集体生活，同时学习文化知识，学习汉语，向他们灌输忠于掸邦共和国的思想。他常常说有文化的军队才能打胜仗。岩运部队的孩子长到十六岁就正式加入坤沙部队，成为一名真正的士兵或者军官。据国外资料披露，岩运部队最多时达数万人。
　　曾焰、焦昆和杨飞都做过这些童子军的先生。我问杨飞：“他们的父母是否真心愿意送孩子当兵？”
　　杨飞回答：“是的，因为在金三角，当兵基本上是穷人的惟一出路，所以孩子生得多的家庭都踊跃把孩子送到岩运部队。这样除了减少吃饭的嘴巴，还能得到一份军饷补贴。”
　　曾焰说，大同学校的课程与国内差不多，天天早读书晚自习，文体音美劳德育，一样都不缺，中考大考，照样把学生撵得跟风车一样团团转。但是有一点区别，这里使用的教材全部来自台湾。比如语文的启蒙课是《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使用繁体字，而不是大陆学生习惯的第一课“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我问曾焰：“你是唱着《东方红》长大的，你对台湾教材适应吗？”
　　曾焰想想说：“也没有多大障碍。都是中国人，《三字经》源远流长，在古代文化中能找到源头，所以心情很平静。”
　　台湾教材都是翻越千山万水，经空运，邮递，然后再由马帮运进山里来，所以教科书是公共财物，每当学生读完一门课程，书本就被留给下一届新同学。杨林是个好先生，他年年都要受到校方的嘉奖，虽然他的腿不方便，他还是喜欢同学生一起打篮球，做游戏，周末带他们上山野营，讲解有关动植物的科普知识。他的同事、昆明知青杨飞回忆说，杨林充满朝气，讲课生动，深受全校师生的爱戴和尊敬。
　　这时的曾焰边教书边开始酝酿她的第三部乡情小说《在那怒水澎湃的地方》。满星叠表面十分平静，风光如画，鸟语花香，尽管国际环境变幻莫测，金三角到处都在打仗，但是台风中心总是平静而且安全的。事实上这是一种假象，生活中常常会有许多假象蒙蔽我们的眼睛和大脑，等到我们看到假象被戳破，残酷的灾祸就像陨石雨一样已经降临头上。
　　1981年岁末，一百多里外的大谷地发生激战，很快传来消息，国际缉毒组织一名美军上校被打死。金三角天天都要打仗，这是一个战争的世界，所以这个消息并没有影响满星叠的正常生活。太阳照升起，山民照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学生照样背起书包上课，学校书声琅琅，男女先生照样进教室讲课，像园丁精心哺育幼苗。日子如流水，平静得连一丝旋涡的迹象也没有。我想如果不是一个可怕的早上，黑云突然遮盖天空，战争猝然降临，对女教师曾焰来说，她的一生也许是另外一种模样。命运往往是被灾难改变的，不管是通往天堂还是地狱。
　　一瞬间，她的幸福家庭破碎了。
　　4
　　曾焰说，她头天做了一个梦，先是家里客厅倒塌，接着一架飞机冒着黑烟从天上掉下来。她想不明白客厅为什么突然垮掉，而那架飞机又为什么不好好地在天上飞，非要栽下地来？可是还没有等她想明白，却看见丈夫杨林驾着一辆马车得得地从山坡上冲下来。杨林酷爱运动，可是平时并没有见他赶过马车呀？正惊讶间，马车从她身边冲过去，她大叫杨林你等等我，没想到丈夫一回头，却是个可怕的骷髅……
　　她大叫一声，惊醒来心怦怦直跳，吓出一身冷汗。
　　一位姓郑的昆明籍女教师也有不祥之感，她说自己在满星叠河边洗衣服，看见傍晚山谷里阴风惨惨，一片黑雾翻滚而来，吓得她赶快躲回屋子里去。后来她认为这是一种天象，一种血光之灾的预兆，关键在于，当时并没有人读懂天地玄机。郑老师现已退休，在金三角小城美塞（又称夜柿）安度晚年。
　　公元1982年1月21日，太阳刚刚从东边山上生机勃勃地露出脸来，这是金三角山区一个草木湿润和鸟语花香的清晨。学生照例集中在操场上进行集体训导，然后依次进教室上课，而曾焰则坐在自家门口批改作业，她看见自己五岁的小女儿绮绮在草地上玩耍。
　　这天满星叠有件重要事情，那就是掸邦联合革命军总参谋长张苏泉过生日。张苏泉生于1927年，时年五十五岁，民间称“小花甲”。但是张苏泉没有张扬，也不大肆操办，只是按照中国人习惯，请亲朋好友和老部下老战友聚一聚，摆几桌酒菜，热闹一番，凑个人气，据说坤沙将亲自为参谋长贺寿。
　　一切同平常没有两样，空气清新，山林葱绿，太阳热烈耀眼，眼看离中国人的狗年春节还有三天，而金三角的旱季植物罂粟已经进入开花季节，距离收割大烟不到半个月了。满星叠有了来来往往的人群，校门口一队士兵出操归来，军营里响起开早饭的号声。这时候丈夫杨林从屋里匆匆走出来，边发动摩托车边对妻子说，他要去山下清莱府接回正在基督教会学校念书的大女儿阿馨。曾焰朝丈夫点头，然后低头看表，七点五十五分，差五分钟到八点，后来这个时刻就像烙印一样终生铭刻在曾焰的大脑里。杨林腿不方便，却是个一流车手，这辆心爱的日本摩托车几乎成为他的第三条腿，不论到几百米外的学校还是上街他都要开车去。妻子曾焰仰起脸来，目送摩托车上的丈夫越来越远，很快就变成一个小黑点，消失在山坡上一团淡淡灰雾中。
　　曾焰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她与丈夫的最后一别。
　　命运是个魔鬼，曾焰说，丈夫跨上摩托，还朝她扬扬手，对她说看好小女儿绮绮，这张熟悉的脸庞、表情和手势就像一帧放大的相片，永久定格在妻子的记忆中。1982年元月21日早上七点五十五分，丈夫杨林就这样对命运毫无察觉地走了，一去不返，踏上人生不归路。
　　过了大约半个小时，也就是八点半左右，曾焰又看看表，学生训导已经结束，教室里已经开始上课，而丈夫杨林正骑着摩托车行进在去清莱的崎岖山路上。她当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其实这时的杨林已经发现山外的异常情况，知道战争即将降临，所以正从外面拼命往学校方向赶回来。
　　曾焰说：“事后得知，杨林完全可以径直下山去，不管学校的事，或者躲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那样他就什么危险也没有，像所有劫后余生的人一样，至今仍然健康而快乐地活着，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但是他没有选择躲起来保全自己，而是当即掉转车头赶回学校。”
　　学校一成不变的节奏是上课，大山深处的满星叠像世界上所有的偏僻山村一样，贫穷而忙碌，村民周而复始地开始一天的单调生活，曾焰在自家门口批改作业，他们五岁的小女儿绮绮正在逮一只青色的小蚂蚱，而那个名字叫做杨林的男知青正在山道上疯狂地驾驶一辆摩托车飞奔而来。这是个历史留给我们的全景式画面。我们看到，占据这个画面的中心位置，也就是太阳升起的东方天空，一队武装直升飞机隆隆地出现了。
　　5
　　这是一个可怕的时刻。
　　宁静的空气中响起雷声，或者说很像晴空中滚过一串闷雷，连续不断的巨大轰鸣将满星叠居民惊呆了。他们举头张望，看见明净如水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湛蓝的天庭柔和深远，一群受惊的鸟儿从树林中蹿起来，惊慌地躲向蓝天深处。一轮太阳刚刚从山巅升起，在红日照耀和万道金光的巨大背景下，一队传说中能驮起大山的黑色巨鸟排出整齐队形，杀气腾腾地出现在满星叠上空。
　　整个满星叠都被这个史无前例的壮观景象震慑了，许多人从来没有见过武装直升飞机，当地所有人的见识加在一起也没有见过这么多直升飞机。学校师生纷纷从教室里跑出来，呆头呆脑向空中观看，跟和平时期我们观看飞行表演一样。当然直升飞机决不是来进行和平表演的，他们是来打仗，来进行殊死战斗的。飞机上的各种火箭、炸弹和机枪早已对准毒品王国满星叠，飞行员得到命令，坚决清除这个危害国家利益和世界人民安全的毒瘤。军人为正义而战，为消灭毒品而战，这是一场神圣的战争，谁不拥护把毒品这个十恶不赦的恶魔从我们这个蓝色星球上清除干净呢？
　　几乎同一时刻，大地也像地震一样颤抖起来，数十辆轧轧行进的装甲车和坦克，以及大批戴钢盔的黑色士兵出现在满星叠四周山头上。后来人们才知道，这是一场由国际社会和政府联合发起对金三角坤沙贩毒集团进行一次最大规模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围剿。战斗精心安排在张苏泉过生日之际，为的是将大毒枭一网打尽。
　　枪炮声猛烈响起来，透明的空气立刻像玻璃那样破碎了，到处都是像蚂蚁一样惊慌逃命的人群。直升机率先开火，向满星叠发射火箭，学校操场是个显眼目标，因此那些暴露的师生成了打击对象。炸弹爆炸的热浪令人窒息，到处硝烟弥漫，机枪哒哒，密集的子弹像无数毒蜂，疯狂追逐惊慌逃命的人群，把他们打得血肉横飞，无情地抛进死亡旋涡里。
　　很快村子里有了坦克和装甲车令人心悸的钢铁碾压声、各种爆炸声射击声震耳欲聋。曾焰紧紧抱住小女儿绮绮，像老母鸡护住鸡雏，头伏在地上，身体像暴风中的落叶一样簌簌发抖。至少几天以后她才知道，就在这个危急时刻，炮弹和炸弹像雨点一般落下来的时候，她最亲爱的丈夫，那个一条腿微微有些瘸有些不方便的昆明知青杨林，用一种惊天动地的壮烈方式与这个世界进行了最后的诀别。
　　张苏泉的生日酒席当然没能吃得成，坤沙和他的队伍迅速放弃满星叠，钻进山沟撤走了。政府军大规模的清剿一直持续了三天，基本上把满星叠变成了一座无人区。曾焰和一群难民乘隙躲进山，后来步行到了山外佧佤寨避难。她虽然一直悬心丈夫安全，但是她以为杨林下山去接大女儿，所以她想杨林是安全的，大女儿也是安全的，剩下的问题是她必须保护好小女儿，等待战争过后一家人团聚。战争好比台风，个人的小船只好听天由命。那三天好像挨过漫长的三年，女知青曾焰在无望的黑暗中煎熬，就像小船在茫茫风暴中漂流。曾焰说，当时她并不十分悲观，相信战争很快过去，一家人必将破镜重圆。
　　风暴终于平息。军队宣布战争结束，平民被允许重返满星叠。这时候心急如焚的曾焰走在路上，她到处打听杨林，相信丈夫和大女儿同样正在满世界寻找她们。在距离满星叠还有几里远的一个叫做回棚的山寨，她终于听到有关丈夫的确切消息，这是一个噩耗，一个晴空霹雳！有人告诉她，杨林死了，是在学校里被炸死的。
　　曾焰当即昏死过去。她的世界破碎了。
　　过了很久，她才断断续续听完这个壮烈的故事。战争开始不久，杨林驾驶摩托车冲回学校，当时校园一片狼藉，直升飞机正在开火，这个平时瘸着一条腿戴眼镜的男教师没有顾自逃命，他本来完全可以保全自己，因为他有摩托车，有体力，地形熟悉，头脑灵活，但是他没有选择逃跑。他转身冲进硝烟弥漫的教学楼，冲上楼顶，将一面蓝色的校旗拔下来朝直升飞机用力挥舞。校旗飞扬，风把他浓密的黑发刮得飞张起来，子弹嗖嗖地掠过耳边，但是他丝毫没有畏惧。后来我在金三角采访时，许多活着的人向我证实，他们亲眼目睹这个惊心动魄的壮烈场面。1982年1月21日上午，身体单薄的昆明男知青杨林高高地站在满星叠大同学校楼顶上，他勇敢地挥舞校旗，并且声嘶力竭地呼喊一些什么。这些由昆明方言组成的句子排列成一道脆弱的屏障，就像不结实的人体，它们很快被子弹击碎，落到地上的尘埃里。据说杨林向飞机示威的主要口号如下：“滚开！……这里是学校！……不许开枪！……混蛋！”等等。
　　一枚火箭弹在楼顶爆炸开来，杨林被高高地抛向空中，就像当今盛行蹦极跳，人被一根弹簧绳子拉向高处，然后舒展地优美地飞下去。然而杨林没有飞起来，他像只中弹的小鸟，或者像块破砖头一样重重跌落在地面上，鲜血飞溅起来，大地增添一朵盛开的向日葵花。男知青胸腔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似乎在惋惜什么，又似乎很满足，然后他把头一歪，脸庞深深埋进大地，亲吻这片遭受不幸和苦难重重的金三角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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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曾焰对我说，她要控告联合国，向联合国索赔。我以为自己耳朵听错了，向联合国控告与控告联合国是意义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曾焰肯定地说，是控告联合国！因为联合国禁毒组织误杀了杨林，而杨林只是一个无辜的平民，一个手无寸铁的和平教师！他没有武器，与毒品无关，是为保护学校才被军队杀死的。
　　我表示支持曾焰的正义要求，但是我的态度仅仅出于对朋友的道义支持和情感倾向。我私下里却认为，曾焰的控告不会成功，即使她是个坚强和有韧性的女性，也没有可能创造奇迹。
　　因为从联合国方面讲，他们会找出更大更充足的理由。他们会说，出动军队扫毒并没有错呀，满星叠难道不是金三角大毒枭坤沙总部所在地吗？打击毒枭和扫毒禁毒难道不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吗？而那些政府军官兵、美军官兵更没有责任，因为他们是奉命向世界上最大的毒品王国开战，这是一场正义之战，神圣之战，是铲除毒品和保卫千千万万人类家庭免受毒品侵害而进行的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殊死较量。他们向满星叠开枪射击，发射火箭，这都没有错，因为这是战争，你不能苛求军人在战场上先区分出好人坏人、毒贩还是平民然后再开火。战争就是你死我活，战场上只有胜负而没有对错之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许多军人也就是人民的优秀儿女都在禁毒扫毒战争中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包括那个在大谷地阵亡的美军上校，他们难道有什么错吗？他们不是最可爱的人吗？
　　至于那些误伤平民，哪一场战争受害最烈的不是平民百姓呢？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抗日战争，韩战越战，军队伤亡几百万，老百姓的伤亡损失却是这个数字的几十倍几百倍之巨！谁对他们进行赔偿呢？他们不是都默默承受了战争的灾难后果吗？即使是侵略者战败国日本，至今也拒不接受我们的战争赔款要求，他们难道不该赔款吗？谁来主持这个正义呢？所以我估计联合国官员会这样回答曾焰，你去控告大毒枭坤沙并向坤沙索赔吧，因为他是罪魁祸首，没有他就没有满星叠扫毒之战，也就没有平民教师杨林之死，所以一切根源皆出于毒枭。
　　但是这本书即将完稿之时，曾焰又来信说，她想通了，已经放弃这个想法，因为这是不实际的，是自己一时激愤。我充分理解我的朋友曾焰。
　　战争之后五个月，也就是公元1982年6月，曾焰获准前往台湾大学读书并在当地定居。当她和孩子第一次走出生活了十二年的金三角，走出这片似乎没有尽头的崇山峻岭并走进象征现代文明的飞机场时，她有一种结束漂泊和回家的熟悉感觉。当飞机腾空而起，她注视着机翼下面蜿蜒起伏的山脉和郁郁葱葱的森林，她想最后再看一眼美斯乐和满星叠，看看那座已经长出青草长眠着亲爱的丈夫杨林的坟墓，但是她什么也没有看见。金灿灿的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来，仿佛播下万道火种，一刹那山脉和丛林仿佛都在燃烧，灼疼了她的眼睛和灵魂。她突然感到一种连根拔起的撕裂的疼痛，这时她明白自己不仅在那片人迹罕至的土地上留下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同样也留下生命的根。
　　储蓄一生的眼泪闸门打开来，她淹没在泪水里，幸亏机上空姐见惯眼泪和生离死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