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走进金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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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国辉，人称“小李将军”，国民党陆军第八军七九团团长，身世不详。
　　这个人物在中国现代史上肯定无足轻重，但是在金三角，这个人物却赫赫有名，家喻户晓。如果在金三角你不知道李国辉，就像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台湾人不知道孙中山一样。我从资料上得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国民党团长居然是金三角的开山鼻祖，也就是说，没有李国辉，就没有后来世界闻名的毒品王国金三角。
　　我对这个人物产生了浓厚兴趣。
　　我在对金三角所作的大量资料研究中，竟然没有一本有关李国辉的完整传记，甚至一篇权威材料，能够让我对这个神秘人物有所了解。仅有的零散资料也仅限于只言片语一鳞半爪，而且互相矛盾漏洞百出。比如一本台湾出版的回忆录说：“……李国辉将军身材高大，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常令敌人心惊胆战。”大陆的一本纪实文学则说：“……李国辉是云南人，行伍出身，生性残忍，常常逼迫士兵冒死冲锋，人称‘魔鬼团长’。”另一本“文化大革命”前发行的内部史料称：“……经过一夜激烈战斗，国民党第七九团被全歼，副团长被击毙，团长李国辉不知下落。”一篇刊登在曼谷《世界日报》上的文章则这样写道：“……李国辉将军毕业于著名的黄埔军校，虽然出生在中国北方的河南省，却像南方人一样个子瘦小，他的专业是做政治教官，所以并不擅长打仗。”云云。
　　这些五花八门别出心裁的记载，简直把我搞糊涂了。
　　在我看来，这些材料都是零散的，支离破碎的，缺少一手材料的可信度，不足以消除我心中的疑团。李国辉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他是怎样开创金三角——或者勿宁说他是怎样把威胁人类命运的毒品恶魔从瓶子里释放出来的？他为什么那样神秘，外界对他的庐山真面目知之甚少？我甚至怀疑李国辉这个人物的真实性，如果历史上真有这样一位重要人物，他为什么名不见经传？难道历史学家有意忽略他，让岁月的流水将他诡秘的足迹悄悄抹去？
　　总之怀疑的精神使我斗志倍增，就像职业拳手受到挑战。我关注着金三角的历史风云，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我看到自远古以来，金三角一直像头安静的小兽，柔弱而善良，易于受惊，它蜷伏在亚洲南部缅、泰、老诸国崇山峻岭中，丝毫也不引人注目。但是自从本世纪五十年代初，一个名叫李国辉的国民党团长带领一支现代化军队进入金三角，这头善良小兽就像被注入魔鬼基因，或者像被传说中的狞恶巫师施展魔法，它迅速扩张身体，长出獠牙和利爪，变成一头面目狰狞威胁人类的食人魔鬼横空出世。
　　金三角，金三角！你是要吞噬人类的世纪恶魔吗？
　　我将关注的焦点逐渐集中在李国辉身上。金三角究竟怎样成为金三角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国民党小人物李国辉究竟怎样一夜成名，变成臭名昭著的金三角开山鼻祖？李国辉为什么在中国大陆无所作为，而在金三角却如日中天，这是命运巧合还是另有原因？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他后来为什么销声匿迹，难觅踪迹？他最后的个人归宿究竟如何？
　　2
　　公元1998年秋，我乘坐的“波音-757”飞机像头钢铁大鸟，在亚洲东部和南部上空划了一个不小的弧形，风尘仆仆地降落在曼谷机场。我是带着无数沉甸甸的疑问和更加沉甸甸的期待走下飞机的。
　　临行前我多了一个心眼，我想万一丰先生不可靠，说话不算数，到头来反悔，陷我于异国他乡寸步难行怎么办？于是我通过熟人关系找到一家泰国在华公司，请求他们在必要时给予援助，帮助我进入金三角采访。一位可能是华侨同胞的负责人听完我的陈述，他显然把我的个人请求误解为怀有某种不大光彩的经济目的，比如诈骗什么的，他回答说：“公司在金三角没有业务，无法提供帮助。”
　　倒是一位本市经济电视台的朋友，听说我要独闯金三角，二话不说赞助我一笔采访经费，替我解决一个沉重的后顾之忧，令我至今仍然感动不已。
　　我一度寄予厚望的丰先生似乎没有把我的采访当回事，或者说是一种有意冷淡的姿态，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出发前我往曼谷打了若干电话，发了若干传真，丰先生只在那一头简短吩咐：“你到帕塔亚来。”我说：“你叫我独自一人怎么到帕塔亚来？再说你的大房子在什么位置，那天夜里我完全弄不清楚。”他说：“你到了帕塔亚，再给我打电话。”我想这个丰先生真是不近人情，他怎么不替我想想？身在异国，语言不通，两眼一抹黑，准会搞得寸步难行的。但是我转念一想，我想也许丰先生有意考验我，看看我这个大陆作家能力如何，我安慰自己说这不过是个小问题，当年斯诺从美国到延安采访要克服多少困难，如果我连这点小小的困难都克服不了，配到金三角采访吗？你不是给自己丢脸吗？
　　走出曼谷机场，丰先生果然没有到机场接我，好在我拨通一个帕塔亚电话，却没有人接。我不敢怠慢，立即又拨通另一个曼谷电话，这回对方有人了，丰先生在电话中说：我在曼谷，你到×××地方来。我哭笑不得，心想你倒说得轻松，让我差点千辛万苦跑到帕塔亚去了。此后我颇费了一番周折才在曼谷市郊一幢巨大的别墅里找到丰先生。我发现丰先生有个癖好就是喜欢大房子。我看见他时，他正在指挥手下人把一些大大小小的木头箱子搬上楼去。他是个干练的人，不耐烦回答我罗罗嗦嗦的问题。他说：“你到了金三角去找李国辉的副官，他会对你讲的。”
　　我连忙追问李国辉的副官在哪里?怎么找？
　　丰先生更加不耐烦，他提高声音说：“你急什么？……到那边人人都会告诉你！”
　　丰先生的话给我造成一个错觉，好像金三角的人都是活历史，都能讲出一大堆关于李国辉的精彩故事来。其实后来的事情远非如此，几天之后我与向导兼翻译小米以及司机驱车一千多公里，横穿泰国全境进入金三角山区——这段经历我在后面还要详细叙述，我很快发现并没有几个人知道李国辉的副官是谁，住什么地方。
　　金三角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好像那里是个小村庄，其实所谓金三角是个地域宽广的概念，它的确切地理分布包括泰、缅、老三国领土组成的一片面积约为台湾七倍的亚热带高原山区，由各国众多民族组成复杂的社会形态。在这样一个如同汪洋大海的广阔天地，人们像微不足道的鱼虾，时光转瞬即逝，除了几个称王称霸的大人物留在人们记忆中，谁又会对一个过时的副官、一个小人物的下落知道多少呢？
　　万事开头难。初进金三角，一切采访工作都是那么仓促而又杂乱无绪，我像个勇敢而莽撞的水手，被迎面打来的海水呛得直翻白眼。我的采访常常浮于表面，好比笨手笨脚的渔夫尽捞起一些浮萍。
　　寻找李国辉的副官的种种努力好比大海捞针，基本上没有线索。一连许多天，我顽强深入金三角腹地采访，同时到处打听李国辉的副官的下落，然而收效甚微。杂乱的历史碎片无法与现实图案拼贴起来，历史暗河错综复杂，常常令我寸步难行。我焦急万分，眼看宝贵时间在我眼前一点点流走。
　　3
　　这天我们偶然途经一个地名叫马鹿塘的掸族寨子，停车歇脚吃饭，这个寨子很小，小得在地图上没有任何标记。我说的“我们”，是指我，向导小米和司机小董三人。小米小董都是金三角汉人，也是国民党残军后代。我由小米陪同到处走动，拍资料照片，同山民拉闲话，问些看似不经意的问题。顺便说一句，我发现在金三角的人对于外人的到来总是很戒备，眼睛里露出警觉，好像外人都是奸细。我认为这种对立状态都是因为长期封闭和缺少交流造成的，问题是战争状态下人们是不可能互相信任的。我的采访显然属于引人注目的那一类，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引来许多不友好的目光，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看我，反正这些古怪目光常常令我心跳，如同芒刺在背。这天我从当地人口中偶然得知，寨子里有两个汉人老头，谁也说不清他们有多大年纪，反正已经很老很老，算得上当地的古董。据说他们从前都是“小李将军”的部下。
　　我不禁大喜过望！
　　“小李将军”就是李国辉，是金三角人区别于另一位国民党将军李弥的称呼。感谢上帝，工夫果然不负有心人！屈指算来，李国辉时代距今已经半个世纪，那时我还没有出生，他的副官如果活着当然应该很老很老。我私下已经确信，我苦苦寻找的李国辉的副官一定就在眼前。
　　我当即决定改变日程住下来，然后迫不及待登门造访老人。金三角有条不成文的规矩，贸然登门是件不得体的事情。我按照村民的指点，去大路的镇上购买了一些价格不菲的礼品，比如美国奶粉、西洋参、韩国高丽参之类，作为见面礼品。当我拎着这些沉甸甸的礼品，就像拎着自己一颗七上八下的心，忐忑不安地敲开寨头一家铁皮屋门，一股历史的霉灰扑面而来。
　　我一眼就看见那个老人。
　　他是个真正的耄耋老者，像个木乃伊，偎在火塘边，佝偻着身体，裹一条当地掸族人的毯子，一动不动好像睡着一般。我看见火光在他干枯的脸皮上跳跃，投下许多皱褶的阴影，他的脑袋看上去好像落了一头霜，或者因为潮湿的雨季发霉长出白毛来。他听见动静只动了动眼皮又慢吞吞地合上，我觉得他像一只千年老龟，已经从唐朝或者更早的古代活到现在。漫长时光将一个大活人雕刻成这般模样，他简直是块会呼吸的化石。
　　一个中年妇女，我猜想她是汉族，尽管她的衣饰是掸族，她的身份应该是他的孙媳妇之类，凑在老人耳边说了几句什么话，化石慢慢睁开眼睛，这次我看清他的目光并不十分浑浊，就是说还没有老到糊涂昏聩丧失记忆的地步，这一发现令我振奋。老人目光并不到处费力寻找，而是准确落在我的脸上，我相信他是凭直觉，或者凭气味嗅出我的陌生气息。火塘的光亮反射在他枯萎的眼窝里，我怎么看都觉得他更像马王堆出土的古尸。我恭恭敬敬献上礼品，中年妇女立刻替老人把礼品收走了，然后对我说：“你跟他说话大声些，他耳朵背，你坐过来挨着他。”
　　我当然巴不得挨着采访对象，经验告诉我，这样做会缩短我们之间的心理距离。老人像木头雕像一样久久凝望我，我猜想他久居深山，已成洞中之人，不食人间烟火，他大约久未接触像我这样来自现代文明社会的不速之客吧？当时我身穿一件米色短采访服，右肩挎一架微型摄像机，左边是自动照相机，胸前挂着采访包，兜里暗藏采访录音机。他蠕动着嘴巴说一句什么话，我没有听清，我以为那是一句缅语或者泰语。我凑近他耳朵大声问：“您说什么？”
　　他没牙的嘴巴又蠕动起来，这回我听清楚了，他说的是汉语，而且是北方口音！他像一只漏气的风箱，嘶嘶地说：“你从香港……来吗？”
　　他居然知道香港！我摇摇头，他又嘶嘶地说：“从……台湾来？”
　　我大声告诉他：“我不是从台湾来。我是大陆作家，从中国大陆来的。”
　　我看见他眼珠亮了亮，接着又暗淡下去，好像电压不足的灯泡突然断了电。他脸上并没有显示出惊讶的表情，我想这是他面部肌肉老化，神经已经失去作用的缘故。铜壶里的水噗噗地开了，溅到火塘里，灰尘扬起来，老人忽然大声咳嗽起来，肺腔里好像充塞着许多棉花，喘得上气不接下气，表情很痛苦。我连忙替他捶背，我猜他一定患有老年性哮喘或者肺气肿之类疾病。我想起采访包里有咳嗽药，就取出来请他服用，但是遭到拒绝。我看见他的腰越佝越低，身体蜷曲，好像在同体内一个看不见的敌人搏斗，我想要是在城市，他怎么也得住进医院治疗。后来还是那个中年妇女出来，端了半碗黑糊糊的什么汤汁，大约是草药吧，帮助他灌下去，他的咳嗽才渐渐平息下来。咳嗽耗尽老人体力，他呼哧呼哧地喘息着，渐渐沉入半睡半醒的休眠状态。
　　我只好轻手轻脚地告辞了。
　　4
　　没想到第二天再次登门拜访竟吃了闭门羹，中年妇女面无表情地说，老人身体不适。此后几次求见均遭婉拒。
　　我明白这是老人不愿意接受采访，也就是说，我这个来自大陆的作家成了不受欢迎的人。至于其中原因，我猜想可能是历史遗留的意识形态对立起作用。我愤愤想现在什么时候了，海峡两岸都在搞统一，一国两制，实行“三通”，他这个老顽固怎么这么死硬，还生活在发霉的阶级仇恨里？万般无奈，我只好转而拜访另一位老人，不料登门才知，那人早已中风瘫痪，老年痴呆，连话也不会说，我只看见一具会呼吸的干尸。
　　很显然我在这里遭到无情阻击。问题在于，主动权操在别人手上，我该怎么办？说服老人，帮助他超越意识形态对立，或者向他宣传大好形势，再讲一遍关于我父亲参加中国远征军，我著名的姑婆如何嫁给蒋纬国先生的故事？恳求他帮助我，以情动人？如此等等，我绞尽脑汁，可是老人根本不给我机会。老人闭门谢客，一连两天，我像热锅上的蚂蚁，欲罢不能，我该怎么办呢？
　　这天下午寨子里发生一件大事，这事看似与我这个外来者无关，但是它的结局却意外改变了我的处境。一个年轻产妇难产，情况危急，惊动全村人。需要说明的是，我下榻这间小旅店是村里惟一的旅店，其实也说不上旅店，一间大房子几张竹床，相当于乡村大车店，平时只有过往马帮歇脚。店老板是个沉默寡言的掸族人，名字叫若埃（音译），会讲几句汉话，他慌慌张张来敲我的门，对我结结巴巴说：“客人救救罕娜。”
　　罕娜就是那个年轻产妇的名字。我弄糊涂了，连忙声明我又不是医生，拉我去做什么？若埃不肯松手，一直把我拉到一间被称作“公房”的大房子里。公房外面围了很多村民，我看见那个老人家的中年媳妇也在其中，大家表情沉重，默默让开一条路，好像我是他们盼望已久的救星。等我进屋一看，倒把我吓得出不了声，原来根本没有什么穿白大褂的医生，除了香案上供着菩萨和供品，只有两个面孔黢黑的老女人（接生婆）在摆弄那个产妇。产妇已经没有声气，地上淌了一摊发黑的血，很明显接生婆已经束手无策，她们只好不停地往产妇嘴里灌黑糊糊的汤汁。即使我从未学医，我也看出来如果再折腾下去大人孩子肯定都没命了。
　　我在长篇纪实文学《中国知青梦》里讲述过一位上海女知青死于难产大流血的故事，那是二十几年前发生在云南边疆的惨剧。然而在世纪末的金三角，我又面对即将发生的相同惨剧。我着急地说：“干吗不快请医生来？”若埃哭丧着脸说：“没有医生，村里女人都这样生孩子。”我说：“村里有懂医的人吗？她肯定需要输血而不是灌那种破汤，要不赶快送镇上医院。”若埃回答说：“镇上没有医院，孟回也没有医院，整个山区……百里范围内都没有医院。”我大吃一惊，说：“怎么可能呢？你们不生病吗？生病怎么办？”若埃不说话，我明白他的话是真的，地域广大的金三角，方圆百里竟没有一座医院，一所小小的卫生所!……我突然明白了一点什么，远离文明与科学，这就是金三角人一直面临的生存现实。我着急地说：“你快告诉我，我能帮什么忙？”若埃低声说：“客人的车……救救罕娜。”我明白了，山区交通不便，村子里有马帮，却没有汽车，我是从美斯乐雇的客货两用越野车，以保障长途采访之用。我说：“最近的医院在哪里？”若埃回答：“在清迈，清迈有生孩子的医院。”我几乎惊叫起来，他妈的！清迈至少有两百公里以上，又是山路，谁知道产妇会不会死在路上？
　　问题是产妇现状容不得我多想，事不宜迟，救人要紧，我马上让司机小董把车开来，人们小心地把产妇抬上车。我看见许多女人都低着头，双手合十，嘴里默颂菩萨保佑。汽车开动，这一路真是漫长无比，我从来没有感觉汽车开得如此之慢。山路颠簸奇书网-整理，牛车小道像细细的肠子一样盘绕在没有边际的大山和丛林里，天渐渐黑下来，金三角之夜伸手不见五指，山谷里传来野兽的吼叫，只有汽车灯光像一把雪亮的利剑刺向厚厚的黑暗帷幕。我们为减少产妇的痛苦，将帆布做成垫子，一人拽住一头，我的手臂很快因血液循环不畅而麻木，而失去知觉，肚子空空如也，腿肚子直打颤，但是我仍咬牙坚持。因为我清楚，我们的努力将使得一个年轻妇女和她肚子里的小生命每一分钟都向希望靠近。
　　半夜时分汽车终于开进清迈医院，我几乎瘫倒在汽车上。仅仅半个小时后，孩子剖腹降生，是个男孩，母子平安。我与小董连夜驱车返回寨子，到村口已经是第二天早上，当金灿灿的太阳从东边山头升起来，第一抹阳光穿过树林照耀在寨子的尖屋顶上，我的心里充满疲惫和欣慰。我觉得这一天很有意义，因为我在金三角学了一回雷锋，我从这里也开始思考一个社会问题，那就是，金三角之所以成为金三角，贫穷是否是其中主要原因？
　　按照计划，我前面还有很远的路要赶，金三角很大，所以我不能再白白等下去。我告诉小米准备出发，我期待也许别的地方还会有机会，李国辉部下很多，也许不止一个副官。
　　这时旅店竹篱吱呀一响，那位中年妇女探进头来，她礼貌地向我躬躬身，说她爷爷（果然是她爷爷）请我再去坐一坐。我简直大喜过望，来不及细想，便飞奔出门。老人屋门是虚掩的，我放慢脚步，听见自己心脏咚咚地跳动。在那间半明半暗的大房子里，我又看见那位仿佛赶了漫漫长路归来的疲惫老者。他还是以那种似乎永远不变的姿势依偎在火塘的暗影里，虽然没有出声，但是我看见，他的目光分明从历史岁月的深处注视着我。
　　5
　　对我的整个采访来说，这是不同寻常的一天，因为从任何意义上说，这天才是我金三角之行的真正开始。
　　我恭恭敬敬地问：“请教老先生尊姓大名，高寿多少？”
　　老人嘶嘶地说：“姓牛，贱姓。民国发大水……那年，你知道吗？”
　　我茫然地摇摇头，天知道他翻的是哪一年老皇历？我含含糊糊地说：“解放前哪一年？哪条河发大水？……今年长江洪水，百年不遇，没有造成灾害。”
　　老人侧侧耳朵，我猜想他没有听明白，因为他眼睛中浮起疑问。他问：“解……放……前？”
　　我猛然省悟，在金三角，这是另一个世界，大陆许多专有政治名词比如“解放前”、“解放后”、“新社会”、“旧社会”、“反动派”、“蒋匪军”诸如此类，对他们来说好比听天书，我换了一个中性名词说：“哦，就是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以前。”
　　他点点头，表示明白了，又指指我问：“你大陆，哪地方人？”
　　我回答：“四川，祖籍湖北。”
　　他慢慢想着，好像自言自语：“四川？哦，是南方……我是北方人，中原，你去过中原吗？”
　　我赶紧说：“去过去过，不就是郑州洛阳开封吗？”
　　老人摇摇头，脸色生动起来，他纠正我说：“不对，不是郑州……是杞州。杞人忧天，中原杞州，你知道吗？”
　　这个垂死的金三角老人居然记得“杞人忧天”的典故，而我对这个叫杞州的地方确实一无所知。为了不使老人失望，我只好信口胡诌：“哦对了，我知道兰考，以前叫兰封。那地方，吓，从前风沙特厉害，还有盐碱地，被一个叫焦裕禄的人治好了。”
　　没想到老人突然动了感情，一滴浑浊的老泪像烛油一样从枯萎的眼窝里慢慢滴淌下来。老人说：“李长官，就是兰考人啊。叙齿的话，我还是李长官的远亲呢……他家人都给风沙埋了，十多岁就出来逃荒，吃兵粮……听说李长官在台湾过世前还念叨老家，他是想叶落归根啊！”
　　李国辉是河南兰考人！我的心快乐地大跳起来。我小心翼翼地问：“老人家，您是李国辉的副官吗？”
　　老人伸出一只瘦骨嶙峋的手，抖抖的，我感觉那手像风中的枯树枝。中年妇女连忙趋前替老人抹去眼泪，老人叹息道：“李长官，根本没有什么副官啊。”
　　我很惊讶，连声说：“怎么可能？他不是将军吗，金三角的开山鼻祖，怎么会连副官也没有呢？”
　　老人沉默下来，怕冷似的将毯子往身上裹了裹，他的侧影让我联想到半截遭雷击的枯树。过了好一阵，枯树又说话了，声音很小，像蚊子叫，嗡嗡地从地下传出来：“李长官……只有贴身卫士。”
　　我说：“您呢？是不是其中的一个？”他没有回答，我想算是默认吧。我说：“听说从前寨子里有几位老人，他们也是李将军部下对吗？”
　　老人咧咧嘴，我看见一团黯然的乌云遮住他的眼睛。他忧伤地叹道：“老兄弟……都向李长官报到去了。就剩一个老麻子，从前骑马打枪，威风可大了，打印度雇佣军，硬是救了李长官一命……年前摔一跤，咋就再也爬不起来，变成一个傻子。”
　　我心中壅塞着无数疑问。我迫不及待地问：“据说李国辉是政治军官，不会打仗，是这样的吗？”
　　老人回答：“那个年代，哪个军人的星星（肩章）不是命换来的？松山大血战，日本人打得那么凶，李长官当连长，一条胳膊打残了。”
　　我说：“当年大撤台，你们为什么不到台湾去？”
　　老人没有说话，那位中年妇女却在一旁告诉我，据说李长官自知回台湾没有好下场，临别有令，让部下坚持反攻大陆。这些老兵就忠实地执行长官命令，把自己一生乃至后代都留在金三角了。
　　我心中涌出沧桑的潮水。透过历史烟雾，我依稀看见一群忍辱负重的前国民党军人，或者说一群中国人，为了完成长官的神圣嘱托，把自己生命埋葬在异国荒凉的泥土里。可是他们后悔吗？或者说他们对国民党政权怨恨吗？他们当初怎样走进金三角，怎样开创局面的？我相信他们初衷也许不是为了制造毒品王国，但是他们对今天金三角演变成世界上最大的毒品王国有什么想法吗？他们还有反攻大陆的梦想吗？他们对飞速发展的中国大陆还抱有偏见和敌意吗？
　　我问：“您为什么愿意见我？是知道我要走吗？”
　　妇女看看老人，代替他回答说：“爷爷说你是好人，好人应该有好报。”
　　原来如此！对峙的心灵并非不能沟通，桥梁就是普遍和伟大的人性。我望着风烛残年的老人，就像注视一盏即将熄灭的油灯，心中充满无法言说的感激之情。我宁愿相信这一切都是命运安排的结果，因为在我有幸到达这个小山寨之前，任何一个小小的不测，一阵时光的小风，都有可能把老人这盏枯灯刮灭。我在心中暗暗感谢上帝，感谢命运之神的指引，于是我赶紧把身体俯向老人身边，悄悄打开衣兜里的采访录音机，仔细倾听并开始记录老人的讲述。
　　此后数天，我忠实地守候在老人身边，跟随他一道进入半个世纪前那座尘封而遥远的历史迷宫。我面前始终有一盏摇摇欲坠的如豆油灯，它带领并照亮我在黑夜的峡谷和迷雾中穿行，我因此得以跨越岁月的障碍。在我往后长长的叙述中，我们将随同这群中国人，准确说随同一个名字叫做李国辉的国民党军人仓皇走进金三角的脚步开始……
　　6
　　那是半个世纪前一个漆黑的夜晚，天上没有月亮，星星像无数眼睛在天幕上调皮地闪烁。中国西南边陲，一支约有千余人的国民党军队正在连夜行军，准确说不是行军，是逃跑。队伍里夹杂许多缠绷带拄拐杖的伤兵，还有不少妇女孩子夹裹其中。她们都是军官家属，有的走路，有的骑在驮弹药的马匹或者骡子背上。看得出这些人全都十分疲劳，连牲口也因不堪重负而连连打滑失蹄。但是队伍没有得到休息命令，也没有选择一条好走的大路，他们沿小路一直朝正南方向开进，前面就是国界，那是他们生存的惟一希望。突然有情报传来，追兵正在快速追赶，距离他们只有不到十里路，于是手电和火光被严厉禁止，这支死里逃生的队伍惶惶如惊弓之鸟，急急如漏网之鱼，任何一点意外动静都会引起他们的极大恐慌和不安。
　　我从史料中得知，这是隶属李弥第八兵团的一支队伍。第八兵团是国民党留在西南的最后一道防线，蒋介石令其据守滇南，以策应反攻大陆。没想到解放军同时从四川和广西发动千里奔袭，蒙自一战，第八兵团势如山崩，元江追击，兵团主力数万人被歼于元江河谷东岸。剩下残部四分五裂，纷纷南逃。国内战史将这场战斗称之为“解放大陆的最后一战”。
　　在此后长达一个多月的超级马拉松追击中，双方全凭一双脚板定胜负，跑得快就是胜者。国军大多数没能跑赢共军，要么成了散兵，要么做了俘虏。后来的历史表明，此刻正在急行军的队伍正是少数免遭覆灭的队伍之一，他们的全部希望只有一个，那就是赶在追兵封锁国境前抢先越过界河，成为这场生死攸关的长途赛跑中的侥幸胜利者。
　　对中国大陆来说，这是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国民党政权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对一界之隔沉睡千年的金三角来说，却预示一个新纪元的到来，人类的一场世纪噩梦由此开始。
　　前面传来一阵欢呼，值星军官报告，尖兵班已经抵达国界，等待命令。一位骑在马上的长官点点头，这就是说，他们至少不用担心做共军的俘虏。长官看看夜光手表，时针正好指在午夜十二点，他没有说话，回望北方，而此刻中国已经留在他们身后，天空一片漆黑，除了北斗星在天际闪烁，什么也看不见。站在长官身边的一名年轻军官提醒他：“将军，队伍等着您下命令呐。”
　　将军问：“钱科长，你对前面的情况有把握吗？”
　　被称作钱科长的军官回答：“至少十几公里外的孟果城没有缅甸驻军，这一点可以肯定。”
　　将军挥挥手，下达前进命令。队伍乱纷纷涉过界河，踏上缅甸领土。将军让卫士举起打火机，自己蹲在国界的木桩旁刻字，他的一只胳膊不大方便，那是打日本人留下的残疾。他用力刻下一行歪歪斜斜的字：李国辉，第八军七九团团长，民国三十九年二月。
　　李国辉留恋地四下环顾，长夜如晦，不见尽头。人人都明白这个时刻对于他们这群中国人的意义，跨过国界，他们就是离乡背井，到异国土地上流浪了。他们前途还未可知，身后追兵如潮，他们的命运就像风浪中一叶孤舟，不知归宿何在？如今一去故国，何年何月能够返回？这个沉重的念头压在人的心头，令人挪不开脚步。一个卫士轻声劝道：“长官，队伍已经过完了，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长官仰天长叹，打火机熄灭的瞬间，卫士看见将军眼睛里有泪光闪烁。这是炎黄子孙对故国故土的留恋之泪。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何况戎马一生的将军？长官哽咽说：“是的，我们要回来……一定要打回来！”
　　时间定格，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更加广阔的中国大地。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历史性时刻，国民党政权如同“泰坦尼克”号不可挽回地沉没，蒋介石逃到台湾，而船上大多数乘客注定要葬身大海，谁相信今后会发生什么奇迹呢？我相信这群人自己也没有信心。因为在他们身后，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帜已经降落，五星红旗正在冉冉升起，古老的东方大地为这种历史巨变而欢呼，那时候我年轻的父母彼此互不相识，他们分别在南方两座城市做着同一件事情，就是与同学一道载歌载舞，迎接解放大军入城。
　　在这个不可逆转的历史变更面前，在人类为胜利者而歌唱的时候，这群作为旧时代幸存者的人群悄然离去，逃离自己的国土，或者说作为政治角逐的牺牲品被抛弃，此时他们的心情无疑是沉重而暗淡的，多数人悲痛欲绝，因为他们毕竟是中国人，是那些胜利者和追兵的同胞，是我们同样的炎黄子孙和华夏后代。卫士看见将军蹲下身去，把祖国的泥土取了一捧，用手绢仔细包好，揣进胸前的口袋里，许多年后卫士把这个细节讲述给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晚辈作家听。我认为这个动人的细节在中国大地曾经被复制过千万次，当年那些结伴闯南洋，闯美洲的中国华侨不是都怀揣故乡泥土登上一去不复返的“猪仔”船么？而这位将军正是因为对反攻大陆没有信心，一去孤魂万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所以才将故国魂魄长留心中，死后也要把坟头朝着祖国方向。
　　我们看见，在历史的星光下，一群军人簇拥长官涉过界河，加快脚步追上队伍，一行人很快消失在沉沉夜幕遮盖下的金三角土地上不见了。